戏曲现代戏发展的两个关键词,现代戏期待戏曲革新

现实关怀与转化创新——戏曲现代戏发展的两个关键词

时间:2016年03月04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吴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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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原创大型现代沪剧《挑山女人》剧照 肖一/摄

  戏曲现代戏在表现现实、处理近现代生活主题方面具有优势。戏曲现代戏创作历来是一个难题。近些年来,有关部门对现实题材、近现代题材的戏曲加以关注与扶持,激发了戏剧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剧作家们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多角度、多层面、多层次地反映新型社会人际关系和思想观念,对时代脉动有较准确的把握。不少现代戏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当代生活的鲜活质感,在舞台艺术上作了可喜的探索。

  花鼓戏《十二月等郎》,吕剧《补天》,滑稽戏《青春跑道》《顾家姆妈》,歌仔戏《邵江海》,芗剧《生命》等,敢于选取、表现非常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这样的作品观后总能给人别开生面的感觉。精品工程剧目京剧《骆驼祥子》《华子良》,川剧《金子》,豫剧《铡刀下的红梅》等在自觉遵循戏曲特有的美学规律的基础上,努力探索表现现代生活的艺术形式,塑造具有行当意识、程式化语汇兼具人物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中国戏曲的“有声必歌”、“无动不舞”、虚拟、象征、写意等美学特征得到创造性传承弘扬。戏曲现代戏让观众感到亲切的同时,也看到了传统戏曲融进时代的无限可能。豫剧《香魂女》,甬剧《典妻》,评剧《我那呼兰河》,秦腔《西京故事》《大树西迁》《花儿声声》,花鼓戏《十二月等郎》,吕剧《回家》,沪剧《挑山女人》等现代戏着眼于戏曲美学的时代转化,虽借鉴话剧等西方戏剧的导演手法、塑造人物方法,但着眼于合理吸收,有机融合,尽管在艺术上并非无可挑剔,但这些现代戏的表演、导演等二度创作能勇于在提炼中创造新程式,自觉与传统程式、现代生活和他人拉开“距离”,寻找到一种非常恰当的、独特的审美形式或样式,让表现现当代生活达到一种审美的高度,实现“现当代生活的诗化”,实属不易。上述剧目有个共同点,都在不同程度地验证“现实关怀”与“转化创新”的重要性。这是戏曲现代戏发展的两个关键词。

  先说“现实关怀”。有了它,可以拉近戏曲现代戏与当代观众的距离。

  秦腔现代戏《花儿声声》的可贵之处,在于“惠民工程”题材居然能够写得如此新意迭出,如此具有人性深度。该剧塑造了一位颇有意思、颇具独特性的小人物——有情有义的“钉子户”杏花老太太。一般性的拆迁“钉子户”在现实生活中常见,他们的诉求多为现实物质利益而来,多为个人切身利益而来。而《花儿声声》中的“钉子户”、年迈体衰的杏花老太太不为别的,只是舍不得她脚下的那片故土以及深埋地下的两个魂灵。剧作家的可贵在于透过表层生活状态,深入发现生活的底蕴,生动讲述灵魂深处的故事,准确把握人物的心灵世界,从而捕捉到创作的某些灵感。因为有了现实人生精神层面的深度关怀,此戏尽管情节并不离奇曲折,然而却承载着浓重、真挚、热烈、饱满的情感内容,赋予强烈的现实意义,获得经久热烈的心灵共振,给人无尽的联想和启迪。比如,现代人的生活不仅需要物质环境,更需要赖以生存的精神土壤、人文关怀乃至心灵抚慰、人道关怀……

  沪剧《挑山女人》关注现实人性、人心,关注民生,关注底层话语,以人为本,体现了戏剧舞台也是人生舞台的创作理念。该剧重视刻画人物,重视从人物的内心深处挖掘情感,整个作品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艺术感染力。它不仅成功塑造了一个很鲜活、很真实、很有情感内容和深度的人物,还挖掘了这个题材所带来的时代审美价值。它绽放一种顽强坚韧、自强不息的生命气象。不少观众也讲到这部戏所蕴含的担当意识,但我觉得这部作品不仅停留在这些层面,还写出了特殊情境之下的人性特点、心灵世界,写出了传统道德教化底下的一位平凡女性的许多可贵闪光点,也写出了我们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人间真情。那种特殊境遇下的母子情、母女情,那份伟大的母爱,那种感天动地的无私大爱,那种特殊境遇中的抉择,于今天无疑非常值得弘扬、思索。不少人不是痛恨现在人心不古、道德滑坡、世风日下吗?这样一个作品的出现,能净化社会风气、励人心志。它呼唤的是一种真情、美善,一种内心的纯粹、崇高。所有这些“意义”,在戏中又是非常自然地存在着,而不以矫揉造作的煽情野蛮拼贴于作品之上,也不是将所谓深刻主题、思想任意拔高于其间。

  吕剧现代戏《回家》取材于真人真事,其主人公原型,来自2012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高秉涵。剧作家用真情、激情和想象写作,在现实主义的创作基调上,大胆融入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创作理念,赋予鲜活的当代生活质感。该剧在题材选择和处理上更具有当下意识和当代生活质感,更具有现实观照的情怀,更注重作品内涵与当代人的情感和思想对接,从而引起更多观众的共鸣。

  再说“转化创新”。这是戏曲现代戏“当代性”形式追求的需要。

  戏曲本质上属于“开放性”的艺术。对于戏曲现代戏,本体的传承、传统的接续固然都是必要的,但“转化创新”乃至另类的发现、建构、探寻,依然是戏曲舞台的永恒命题和时代的客观要求。

  近年来,戏曲现代戏的二度创作的艺术手法更趋自由多样。在吕剧现代戏《回家》中,导演卢昂在充分把握戏曲特点的基础上,恰当地吸收借鉴话剧重舞台整体性表现、全方位体现,重人物内心体验等优长,在场面调动、节奏把握、空间处理、人物塑造、舞台设计、音乐设计、音效处理等方面进行新的、适度的综合和整合,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艺术感受,增强了戏曲现代戏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比如说该剧独特的舞台呈现样式,就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样式是导演对于剧作的一种诗意表达。好的舞台呈现样式能延伸、升华剧作的思想意蕴。吕剧《回家》在导演的统率下,避免了表演、音乐、舞台美术机械图解剧作,忽略形式感的弊病,而强化了空间艺术、时间艺术、视觉艺术、听觉艺术、形体艺术的高度综合,使得演出朝整体性、综合化方向发展。全剧具有一种统一的审美意蕴、风格趋向。

  张曼君导演的秦腔现代戏《花儿声声》,层层叠叠展露灵魂深处的花朵,带给人独特的艺术美的享受。该剧的成功也是综合意义上的成功。笔者在看戏过程中,情不自禁地被富于个性的演出样式所吸引、所感染。该剧之所以具有超越“普遍”和“常规”的舞台风貌,在于创作者们秉承自由、独立的创造精神,以自己的心灵接通剧中人物的情感脉络,以自己的艺术探险为传统戏曲走进现代、融入现代作了一次有益尝试。此戏无疑用新的形式、手段拓展了戏曲的表现语汇,探索了本剧种的表意空间,所呈现的演剧样式具有强烈的抒情化、诗意化特征,所构筑的诗性舞台空间不时散逸出艺术家智慧灵气。传统艺术秦腔,在充溢着现代生活质感的创造性舞台探索转换中,获得新的生命活力。

  现代戏的“转化创新”,还在于创造表现现代生活的新程式。毕竟能像京剧《华子良》《骆驼祥子》那样创造“扁担舞”、“箩筐舞”、“拉车舞”的戏太少。吕剧《回家》把传统戏曲程式与现代舞台表演语汇结合起来,创造出许多新的戏曲形式来。这一点,也同样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戏中有许多出彩的表演是以前戏曲舞台很少见过的,导演用戏曲的艺术表现手段,将捕捉到的独特生活形态,用舞蹈身段、动作化入戏曲的韵律之中,像“迎亲抬轿舞”、“双人红绸舞”等,可以说,这是对于戏曲程式的一个个新创造,令人啧啧称奇。而该剧演员在舞台上的一举手一投足,不乏塑造人物的内心体验和外部技巧创造。演员在演绎故事、表情达意的同时,也展现传统戏曲的技艺之美,展现经过重新创造和组织的新表演语汇之精彩。类似这样的艺术创造颇值得总结和探讨。

  戏曲现代戏创作只有站在时代前沿,讲好身边故事,多些现实关怀,多深入百姓生活,多表现新的人物、新的精神风貌和新的时代特征,同时,在戏曲化与现代化的交汇点上,努力探索实现舞台呈现与戏曲内在特质相融的转化创新,才能赋予戏曲现代戏强盛的生命力。(吴新斌)

  现代戏的创作其实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革新一路走来的,从20世纪初这一重要的艺术活动,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就已经展开,并且不曾落后于时代变化。笔者认为:无论是戏曲艺术的整体发展,还是某一剧种的成熟过程,亦包括知名艺术家的诞生,无疑都与艺术上的创新密不可分。面对新的题材内容、新的观众、新的社会风尚、新的价值取向,简单的“旧瓶装新酒”绝非有效手段。

  一般来讲,戏曲现代戏创作比历史剧创作难度要大得多。因为现代戏创作不仅要反映没有经过长时间沉淀的现实生活,同时还要求创造适合现代生活内容的舞台表现手段。现代生活是广大观众所熟知的现代历史,甚至是你我置身其中的当代生活。这种真实的生活体验和切身的感官认识,既为现代戏提供了天然的现实意义和无可非议的社会价值;同时,对于艺术创作而言也提出了真实与虚构的双重压力,即在矛盾制约中如何实现艺术真实。当前,戏曲舞台上受百姓欢迎的现代戏剧目不多,这与编导演等主创人员缺少表现现代生活、展现现代人物的语汇、手段有重要关系。从艺术发展的角度上讲,传统表演程式也是在反映生活、提炼生活的基础上诞生的,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新程式的创建与完善是戏曲艺术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华子良》中箩筐舞的精彩运用,《骆驼祥子》中洋车舞的创作,以及舞台上表现骑摩托、打电话、上网等方面的探索、创新,对于现代戏的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不过这种探索还比较有限。

  二、戏曲艺术没有形成适应现代题材的、成熟的表演程式或元素,进一步为舞台二度创作提供有效手段。

  三、现代戏创作要建立在充分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运用戏曲创作思维和艺术规律创造性地完成舞台呈现。

  伴随着现代戏创作不断推进、优秀剧目不断增多、创作经验不断丰富,新的人物风采和典型的时代符号展现在了舞台上,现代戏的发展脚步也越来越快。同时,现代戏创作发展的深切要求,也向戏曲实践者提出了革新的要求,新的题材内容要求新的表现方式。面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现代戏呼唤戏曲的革新,呼唤建立在戏曲本体特征上的积极探索和艰苦创新,这是戏曲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现实生活复杂多变、异彩纷呈,这既给剧作家提供了广阔的题材空间,同时也为艺术化的创作带来了较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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