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赢亚州手机app:剧本可改不可改,怎样做一个好编剧

  美国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说过,人们从事观影、阅读乃至游戏活动只有两个最核心的目的,那就是猎奇和找自己。观众们在每天播出的电视剧和影院热映的电影中,获取信息、获取谈资,并获得感动、获取尊重。

  今天的电视剧市场面临着激烈的竞争,面临着美剧、英剧、韩剧、泰剧争抢年轻的观众群,如果国产电视剧还是“千剧一面”,能吸引看《纸牌屋》长大的一代吗?从这个角度说,电视剧产业是一个团队,是团队就要有合作。宋方金在这次争论中也提出自己的反思:2010年之前,是中国电视剧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士兵突击》《媳妇的美好时代》《金婚》《武林外传》等一大批璀璨夺目的作品。2011年至今,一大批虐心的作品层出不穷。板子打在谁身上谁都觉得冤。梁振华认为,编剧、导演、演员之间是合作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人凌驾在另一个人的话语权上,编剧是一剧的构建者,所有人物都是从编剧笔下流出的,没有一个中国编剧会说自己的剧本一个字也不许改,有的是演员在现场根据情境表达对台词进行一些修改,只要完成了戏剧功能,也是能接受的。他认为“两宋”之争到最后,引发大家对合作的思考,即合作中谁说了算,艺术标准由谁来判断?他引用了余华前几天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座时说的一句话:“不应该用自己的嗜好来遮蔽了真理”。梁振华提出,合作的目的是要把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强,而不是谁强势就谁说了算。当然编剧要争取话语权还是得用既有文化品格又能得到大众喜欢的作品来说话。

  余飞直言,在价值观层面纠缠,没有人会示弱,任何编剧都能搬出一套极其宏大的设想和极其惊人的构思,“问题在于你是否有能力去完成自己的设想。《小时代》为何会成功?因为它极大地满足了受众群体的需求。一些编剧不去研究郭敬明满足消费群体的能力,而是反复咒骂创作者和观众‘脑残’,实在非常不务实”。余飞表示,“更可怕的是,很多连故事都讲不好的编剧,特别喜欢投机取巧地打‘中国故事’这张牌。但事实上,你只有首先具备了基本牌技,才有能力去选择打什么牌。总体来看,我们的编剧并不缺少好的题材和好的故事,而是缺少讲好故事的能力与技巧”。

“两宋”之争,引发影视剧编剧集体发声——

  协作意味着每个人都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传播者,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参与到信息的传递和再创作中。网络时代的全民协作不断为中文注入新的活力,更活泼的语言、信息量更大的缩写、渐渐走入寻常人视野的专业名词等等,都成为我写作《爱情公寓》的灵感源泉,它们为这部作品赋予了更鲜活的语言和内涵。

剧本可改不可改?这是一个大问题!

  在如今这个电影年票房过200亿元、电视剧年产量超过15000集的时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一个好编剧?5月10日,在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浙江传媒学院、浙江省影协、杭州市西湖影像促进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电影编剧高峰论坛上,王兴东、孙毅安、汪海林、周智勇、汪远、宋方金、李海蜀等30多位编剧围绕这样一个务实而又迫切的话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在“两宋”的“舌战”中,就有关于演员与角色关系之争。宋丹丹在回应宋方金的第一篇微博时说到自己改剧本的原因之一是要使角色更贴近自己。宋方金提醒演员,当剧本让他吃力、别扭的时候,往往是两种情况:一,这不是一个合格的剧本。二,也有可能是这个剧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世界的方式。演员、编剧和导演在遇到彼此的时候,最好都是自己又都不仅仅是自己,艺术碰撞可以让每一个艺术自我都变成一个光彩夺目的艺术新我。这番话不单是对演员说的,也是对导演说的。

  作为艺术家的编剧:

  刘仪伟愿意把这次的“两宋”之争看成双方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向着相同方向的努力。他说:“要解决这样的矛盾,最根本的方式还是提升中国电视剧行业的工业化水平,为电视剧制片确定一个完备而合理的标准与流程。”

  我大学主修的是市场营销,教授告诉我,市场的核心只有两个字——交换。影视市场当然也不例外。在创作时我总是自问,我要用什么样的作品,来交换观众和消费者的金钱和时间?

  宋方金是电视剧《美丽的契约》的署名编剧,宋丹丹在《美丽的契约》中出演女一号花美丽。双方的争论起源于宋丹丹在接受北京电视台的采访时说到:“我们往往是演员演台词,导演在导剧本。国外拍戏,就是几页纸,或一张纸只是个故事梗概或大纲,然后就拍了。导演有一个总体把握,这时候演员就会知道该怎么说话,所以你一定会改剧本。”宋丹丹多次谈到拍戏时她把剧本扔在一旁,自己现编台词。作为编剧,宋方金因为《美丽的契约》接到不少网友关于台词太水、剧情没有逻辑性的吐槽,又看到宋丹丹对剧本的贬低,应该是感到作为剧作家的尊严被踩碎了一地,于是发表了长篇微博来阐明编剧、演员、导演等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并说明剧本被改了80%,喜剧变闹剧,编剧不能为此背黑锅。接着,宋丹丹和此剧导演余淳分别回应了宋方金的微博,并一再要求宋方金晒剧本。随后,宋方金晒出了前三集剧本,并表示剧本已经成书出版。

  “我们不缺钱!我们缺好剧本!”在电视剧《手机》编剧宋方金看来,这是国内影视行业最经典的两句谎言。“事实证明,编剧无论把多么优秀的剧本送到外行投资人手里,他们永远都会在草草翻过两页后说:我们不缺钱,就缺好剧本。编剧谈艺术时,投资人就会跟他谈钱;而当编剧谈钱时,投资人又会跟他谈艺术。”宋方金认为,影视投资行业的低门槛和不专业,造成了投资者对剧本质量判断标准的不统一,很多优秀的剧本因为缺少商业元素被毙,而一些粗制滥造的剧本却因为能赚“快钱”而被重用。“乔布斯把苹果的商品卖成了价值观,而我们的影视行业却常常把价值观卖成商品。一些急功近利的投资人,将编剧优秀的创意和优质的创作扼杀在摇篮里或删改得面目全非。没有行业的整体性进步,这样的状况无法得到本质改善。”宋方金表示。

  影视圈业内人士纷纷站队,有支持宋方金的,有支持宋丹丹的,也有的人闭着嘴“不可说”。说,还是不说好?正如编剧史航所说:“希望这次争论,能让编剧和演员,都聊聊什么是自己心目中的好剧本,这最有意义。可能说服不了对方,但会为了自己说出的标准而各自努力,最后,有福的是观众。”

  与汪海林所见略同的是,电影《中国合伙人》编剧周智勇也提到了童年对于一个编剧而言有多么重要。“编剧要保护好自己的想象力。你需要常识的话,可以上百度,但百度提供不了想象力。”周智勇说。周智勇第一次发现自己有想象力竟是因为撒谎。小学时老师让周智勇和同学们写最可爱的小动物,班里的同学写了十几条狗和几十只猫,周智勇想与众不同,就撒谎写自己家里养了一只小白鼠,结果文章因为写得生动得了第一名。“编剧必须尽量让自己与众不同,并且对一切都充满好奇,这样才能保持想象力。”周智勇表示。

  除了演员和导演爱改剧本外,还有一群业外人士对剧本的干涉也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电视剧《热血兄弟》的编剧、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梁振华认为,在委托创作的过程中,编剧的权力往往是最难保障的,编剧的每一步都要听任于制片方的,制片方的个人趣味和摇摆不定导致了编剧的无所适从。当剧本出来后,制片方因为不专业,所以他请来一堆“策划”给剧本提意见,这些人提完一通意见之后,编剧完全迷失了创作方向。他强调,在所有提出修改意见的有关方面中,最强势的是电视台,因为他们是购片方,这也让编剧最无可奈何。

  开放、平等、协作、分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互联网精神。开放是物理空间上的,更是思维层面上的。互联网文化激活了无数的小圈子文化和亚文化,并以极大的包容性让所有文化得以共存。海纳百川的特性有助于网络时代的喜剧进一步提升创作的自由度,扩大喜剧创作的格局。我在写作《爱情公寓》时,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不排斥任何有趣的故事和人物。

  在影视行业中,改剧本、怎么改,是不是谁大牌就听谁的呢?从宋方金之前与王志文、陈道明合作时的经验来说,并不是如此。宋方金说,在与陈道明讨论剧本时,“是你试图说服我,我试图说服你……达不成共识的情况极为罕见”。其中的重点是大家达成共识。当然也有反面例子,有的演员改剧本就是为了突出自己高富帅或是白富美的形象,有的演员则打着即兴表演的旗号,为荧屏贡献的是引得观众数分钟的水词“轰炸”,有的演员是懒于研究、懒于表演;这次宋方金直斥导演余淳是“他见过的最不尊重编剧的导演”。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建国大业》编剧王兴东特别强调发现力对于编剧的重要性。“残酷的市场竞争让电影剧本的先见性愈发凸显出来。日本的《入殓师》和伊朗的《一次别离》为什么能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而很多高投入的国产电影却不能?因为编剧对影片剧作的发掘和创新,有时比高科技和演员阵容更加重要。发现比表现和再现更难,在别人未曾探索过的领域发掘和创新,是艰苦卓绝的,也是一切优秀编剧必须具备的能力。”王兴东直言,很多国内编剧缺少敏锐的发现力,过于强调短平快的经济效益和眼前利益,这已成为导致国产影视剧山寨成风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方金呛声宋丹丹,“两宋”就电视剧应该按剧本拍,还是按故事梗概拍;剧本应该如何改;甚至是演员的即兴表演等多个问题进行多轮的争论。

  有人说,我们的社会更加多元,在向以无数自我主张和自媒体为核心的“小时代”或者说“次时代”演变着。在这个次时代中,观众已经不再情愿单纯地做传统意义上的看客,一贯单向输出的影视创作模式也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

  晒剧本以证清白之举,宋方金不是第一位。去年历史大剧《楚汉传奇》上演,因为细节闹笑话被观众诟病,编剧汪海林也愤而在自己的博客上晒剧本,让观众好好找找那些明显的历史常识错误究竟在不在原剧本中。实际上,晒剧本的焦点不在于导演与演员能不能改剧本,而在于应该如何改剧本?

  艺术家还是“手艺人”,这是个问题

  投拍过多部影视剧的刘仪伟对这场争论也深有感触,他说:“中国的电视剧行业最缺乏的是标准、是最终的判断者,缺少一个对剧本具有决定权、同时能够为整部剧的质量负责任的人。在美国,制片人就是这个对整部电视剧质量负责的人,他有能力也有权力把控整部剧的主题、风格以及走向,而这种判断力是建立在对市场状况和受众需求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的。目前的中国电视剧工业还缺乏规范性,按照完整的工业标准要求,任何电视剧项目启动之前,包括制片人、导演、编剧、演员在内的主创应当进行充分的沟通与交流,并在此过程中明确谁才是这部电视剧的决策人。如果没有人有能力和权力充当决策者的角色,那么分歧一旦出现,就会出现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的局面,而争执的双方谁在工业流程中占据更强势的地位,谁就更具有话语权——这就是一些编剧抱怨大牌演员乱改自己剧本的原因。”

  在汪海林眼中,写剧本其实和写日记是一样的。“很多制片人或者导演在跟编剧聊剧本时,特别喜欢说‘这部戏主题再拔一拔就好了’。主题不是萝卜,不是想拔就能拔出来的。”汪海林坦言,“为什么那些企图干预生活的编剧都失败了,而试图逃避生活的编剧反而成功了?就是因为后者从不寻找自己剧本的主题——主题就融在剧本的每场戏里,根本无需刻意寻找。编剧刻意制造出来的价值观,往往都是毫无价值的价值观”。

  次时代,互联网文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也在改变着人们对喜剧的审美。在网络时代,喜剧将走向何处?同样的硬件,同样的员工,同样的科技含量,苹果为何能够一跃成为民用科技的规则制定者,并成为流行风尚的代名词?在影视领域,同样的阵容,同样的宣传,同样的看点,为何有些作品无需吆喝就能在人群中病毒式地传播,而另一些则被人们所忽视?

  平等的理念,让表达、炫耀、倾诉、聆听、揭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简单方便。平等带来了对个性的理解和尊重,并扩展了受众的喜剧审美。传统喜剧往往以俯视视角进行审美,主角通常比普通人弱小、比普通人残缺、比普通人不正常,通过取笑弱小、残缺来让观众获得满足。而互联网的平等精神正在让观众形成更健康、更平视的审美,比普通人更富有魅力和个性的喜剧角色日益得到认可。以往,“野蛮”、“贱人”、“二货”都是令人嗤之以鼻的贬义词,而今天它们则有了新的定义——《爱情公寓》里的胡一菲、《失恋33天》中的王小贱、《来自星星的你》里的千颂伊,大家都爱着他们。

  我曾经跟一个看过《爱情公寓》的观众聊天,我以为他喜欢《爱情公寓》是因为被剧中曾小贤的下贱、吕子乔的花心、胡一菲的彪悍还有那些不正经的段子所吸引,但他却告诉我,他喜欢《爱情公寓》是因为自己相信这个公寓真的存在——他深信在这个严肃的世界中,的确有这样一个浪漫的地方。在那里,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想爱的人就住在对面。这位观众的话成为我继续创作《爱情公寓》系列的动力。

  这个典型的一举成名的故事,无疑为国内一大批饱受欺压、壮志未酬的编剧提供了一条光明的出路——不想心血之作被非专业的投资人、不靠谱的导演、乱改戏的演员一干人等阉割?就自己当导演吧!编剧转行当导演获得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国外的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昆汀·塔伦蒂诺、保罗·哈吉斯,国内的李安、王家卫、薛晓路,都是靠剧本起家,进而进军导演界的。

  (本文系汪远在第二届中国电影编剧高峰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本报记者李博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想象力和发现力很重要

  与习惯于闭门写作的国内编剧相比,北美的编剧更像是“全能战士”。他们有能力深度参与影视项目,并在制作、营销阶段与相关团队进行合作;他们也乐于兼任自己编剧作品的导演,有些甚至通过“技术入股”的方式获得自己编剧作品的收益权。责任越大,权力自然也就越大。北美地区编剧之所以能够在影视剧的利益分配中占据远远高过国内编剧的话语权,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产业链中承担着更多的职责。

  编剧也可以很有话语权

  在编剧圈里,熟练运用编剧方法创作出的剧本,被称作“行活儿”,很多自诩为艺术家的编剧并不待见这样的作品。但在黄兢晶眼中,《泰坦尼克号》这部全球影史最高票房的获得者,就讲述了一个“行活儿”得不能再“行活儿”的故事。“《泰坦尼克号》将灾难片和爱情片嫁接在一起,从剧情到人物没有任何突破之处。它成功的原因在于,将所有的类型元素和技术指标都做到了极致,具有极高的完成度。中国电影太需要更多合格的‘行活儿’了,这类作品才是电影工业的基础。”黄兢晶说,“而事实上,国内很多投资人和导演在为剧本提意见时,最喜欢说的就是‘你的剧本里没情怀’。时间紧迫,编剧往往只能硬找出某种‘情怀’来。没有情怀是因为剧本的技术层面出了问题,不在人物和情节上下功夫,反而想方设法地直接往剧本里‘加情怀’,显然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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