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能落实,在潘家园就三四百块

  “其实,这么多年的打假过来,我们没有一场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赢。”

  (原标题:收藏家70万元买到假画起诉卖家
原作画家出庭作证:涉案画作在潘家园就三五百块)

  在艺术家史国良看来,从90年代艺术品市场的兴起后,带来不仅是艺术品的价值高点,也催生出这些巨大利益背后的造假热潮。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记者
周蔚)李先生花70万元从张先生处购得一副署名史国良的画作《金秋》,后经史国良本人鉴定为仿制品。李先生多次与卖主张先生协商退款未果,故诉至法院,要求返还购画款并承担相应利息。

  雅昌艺术网本年度的“艺术315”将聚焦在水墨市场的造假热潮,通过雅昌鉴证备案以及艺术家拍卖作品认证(CARS)的大数据,发布了合作水墨艺术家的造假榜单,通过假作占比以及造假数量进行数据的统计并梳理,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另外,通过史国良《金秋》造假案的宣判来探讨鉴定“话语权”问题,同时让这条造假售假的产业链,引起大众的深刻认知。如何借助法律和鉴定机构,联合艺术家以及市场参与者共同打造一条“反伪”战线。

  9月7日上午,海淀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此案。原告李先生出席了庭审。画家史国良也出庭作证。

  水墨市场的造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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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当代水墨艺术家(在世)假作占比数据图(数据来源:雅昌艺术网)

  经朋友介绍花70万买名画 经作者本人鉴定是假的

  通过雅昌鉴证备案以及艺术家拍卖作品认证(CARS)结合的数据显示,在鉴证备案专场认证以及线上鉴证中,总结出此份当下在世当代水墨艺术家的市场“造假率”TOP10。在榜单中,任重、冯远、王镛、何家英、崔如琢、袁武、方楚雄、唐勇力、王明明、史国良,十位艺术家的作品成为造假“重灾区”。其中,半数艺术家的假作占比达到了50%以上,任重作品的造假率更是达到了66.31%。

  原告李先生诉称,2014年7月3日经任先生介绍,李先生在北京认识了张先生。次日,在张先生海淀区大钟寺东路某小区内的家里花70万元购买一幅署名史国良的画作《金秋》。

  从市场内流转的作品看,唐勇力、何家英、任重三位主要为工笔画创作,王镛作品还是以书法为主,有少部分水墨山水。冯远、崔如琢、袁武、方楚雄、王明明、史国良则相对侧重用写意创作,冯远、史国良、袁武主要为人物画,崔如琢、方楚雄、王明明为山水、花鸟类作品。

  李先生称,买画之前,就这幅画的来源等信息详细询问了张先生。张先生称此画来源于史国良本人,“绝对可靠,保真”。

  从当下水墨市场看,主要的推手还是在于崔如琢、何家英、袁武等这些40后和50后艺术家,来带动市场的整体价值走向。市场占有率也与作品在市场的投放量成正比,相对应的,也会有更多的假作混入市场。原因在于,他们的作品在市场中已经被经营多年,王明明、史国良、冯远、王镛也都是拍场常客,在一二级市场都有较为广泛的藏家基础,在价值上的波动相比年轻一代更有“保值性”。此外,60后和70后艺术家作为第二梯队也正在培育和扩大自己的市场基础。随着藏家对于年轻艺术家作品的了解和认可,也带动市场的提升。

  双方交接画时,李先生再次重申画要绝对保真,如果有问题回来找张先生。被告满口答应没问题,并在画的背面签了名以示负责和保真。

图片 3当代水墨艺术家(在世)假作数量统计(数据来源:雅昌艺术网)

  李先生拿到画作后,一朋友将画作拍照给史国良鉴定,得到的回复是“假的”。但李先生与被告张先生协商退画未果。2017年2月11日,李先生找到史国良,让他对这幅画进行鉴定。史国良在认真察看了原画后,写下了“此幅署名金秋的作品是仿制本人同名作品之伪作”的鉴定意见。

  从当前雅昌鉴证备案以及艺术家拍卖作品认证(CARS)进行的假作数量统计看,史国良、何家英两位艺术家的假作已经超过千件,超过五百件的共有6位。就这份数字统计看,如果结合史国良、何家英他们作品目前平均的市场价格,那么这千件的假作制造出的“伪收益”已经达到几千万,甚至上亿元。

  原告李先生认为,被告张先生卖给自己假画已近三年时间,以种种理由搪塞拖延,至今未解决。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购画款70万元,承担相应利息11.86万元,共计81.86万元。

  在这样的情况下,造假分子一边继续加大对这些40、50后艺术家的高估值的作品进行仿造,谋求高额利益,另一面对新兴的年轻艺术家提起注意,抓住市场热点投放假作。虽然当下的作品价格还有差距,但是不妨制作一批留作备用。而对于鉴证来说,打假主要聚焦的还是这些老艺术家,造假者对技术、风格、手法研究的更为透彻,藏家了解程度深。相比来说,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还没有完全成熟,造假更容易蒙混过关。

  被告:从未承诺过画作是真迹

图片 4史国良鉴证备案作品

  庭审中,被告的代理人辩称,原告李先生确实自愿在被告张先生处购买过名为《金秋》字画,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且被告从未告知也未承诺该名为《金秋》的字画为真迹。

  在2017年中国嘉德香港秋拍中,王明明2016年创作的《兰亭修禊图卷》以1090.25万港币成交,是其个人拍卖记录的第二高价。冯远2001年作《金陵红楼十二钗》在2017年北京保利春拍中以552万元成交,超最低估价2倍多,创其拍卖记录的最高价。任重是榜单中唯一的70后艺术家,从近年的市场看,随着个人展览类活动的宣传推广,作品在市场流通量也有所增加。2017年北京翰海秋拍中,任重2017年作《秋林敲句》以322万元成交,超最低估价近三倍。

  当时被告反复提醒原告,先看画,看好画再谈价格。况且原告为字画展商,对字画及古玩有一定的鉴赏能力和专业水平,而被告张先生作为字画爱好者,没有任何专业水平和能力向原告李先生保证和承诺字画的真实性。

图片 5何家英鉴证备案作品

  被告代理人称,原告李先生在市场上购买此类未经鉴定确认为真迹的字画时,应当预见有可能购买到假货或赝品的风险。文物、古董、字画等属于特殊商品,历史形成并传袭至今的民间交易规则为:主要由买卖双方通过对实物查看进行判断,无法达至绝对保真,双方按自愿买卖、当场验货、钱货两清、不得反悔的原则成交。

  如此,对应这些热点艺术家的市场占有率,其中的利益空间可想而知,这也是造假者极力要分一杯羹的力量源泉。随着制假售假的泛滥,成为多少艺术家共同的“心头刺”,多少买家曾掉入的“深坑”,而对于那些造假者来说,一次成功就可以换来成本的数倍、数十倍的金钱,这样的诱惑不妨一试,为了降低风险度,他们也因此不断拓展着这条造假、售假、拍假产业链,愈战愈勇。

  庭审中,原告李先生出示涉案画作和史国良的鉴定意见。被告称原告向法庭提交的画作不确定是当时交付的画作,且对史国良的鉴定意见不予认可。

  谁有鉴定话语权?

  画家史国良出庭作证:涉案画作是假的

  2014年7月,藏家李先生与张先生协商购买一幅署名为史国良《金秋》的画,买画当时,他就这幅画的来源情况详细询问了张先生。张先生说画来源于史国良本人,不是市场上的画,绝对保真。两人商定的价格为72万元,双方到银行办理转账手续,李先生支付70万元,并写下欠条。欠下的2万,稍后结算。在交接画时,李先生再次重申画要绝对保真,如果有问题会回来找他,张先生也答应了,在画的背面签了名以示负责。

  史国良是中国当代著名人物画家、国家一级画家。被告代理人出示史国良个人官方网站打印件,证明史国良真迹的字画作品,拍卖价格均在百万级以上乃至千万级。原告李先生称,史国良的画作有便宜一点的也有特别贵的,画作的便宜或者贵都不能证明画作的真伪。

  买完画的当天晚上,李先生将画的照片发给一位朋友。朋友说认识史国良,让画家本人看看对不对,而史国良看了图片认为是假画。第二天,李先生立即赶到张先生家要求原额退款。此时,张先生继续认定画作为真,不同意退款,形成两人的纠纷。

  画家史国良作证称,自己确实看过王先生购买的画,涉案画作非常拙劣,一看就是假的,在潘家园的售价也就三百到五百元。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假画,很多人根本分不清。史国良表示已,自己确实画了这一幅《金秋》。该幅《金秋》的原件现在被一位山东的收藏家收藏。自己出庭也是希望不要再有人上当。

图片 6伪作《金秋》在庭审现场展示

  被告代理人不认可画家史国良的证人证言,称史国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言带有很大的主观性。

  2015年6月,李先生报了警,他与张先生去到双榆树派出所参与调解,但依旧没有结果。等到2017年2月,李先生找到史国良,亲自让他对这幅画进行鉴定。史国良在认真察看了原画之后,写下了“此幅署名金秋的作品是仿制本人同名作品之伪作”的鉴定意见。

  在各方调解失败后,2017年7月,李先生正式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张先生返还购画款70万元并承担相应利息。

  庭审中,被告张先生的委托代理人否认了被告在买画当时所说的“保真”一事。他提出:“李先生作为字画展商,对字画及古玩有一定的鉴赏能力和专业水平。而被告也只是普通书画爱好者,没有任何专业水平和能力向原告保证和承诺字画的真实性,因此原告应当预见有可能购买到假货或赝品的风险。”

图片 7史国良出席庭审并出具真迹图片

图片 8史国良鉴定作品

  作为原告证人,史国良本人也出席庭审,他在现场直接出示了真迹图片,并指出假画种种弊病。“这张画整体比例就不对,人物的头和手都太小,小孩子的头是个片儿,里面没有结构。这个狗没有脖子,问题比比皆是。这样子的假画,在潘家园就卖三百到五百块钱,仿画的人画的非常拙劣。”史国良还提到,《金秋》是自己在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创作的,只画过一次,原作在山东藏家手中。现在以《金秋》为母本的假画制作非常多,成了造假重点。

  通过原告提交的国画《金秋》、银行凭证、《双榆树派出所报警调解约定》、史国良证人证言、被告提交的欠条以及开庭笔录等证据材料。法院认为,原告向被告支付价款,被告将国画《金秋》出售给原告,双方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

  法院以被告当时在作品背后的签名,驳回其“不保真”陈述。因实际《金秋》并非史国良所作,故“双方买卖合同的货物质量存在重大误解。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合同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法院依照《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判决原告胜诉。原告需将画作退还给被告,被告则要退还70万元,同时要赔偿期间的利益损失。

  这份判决更是经艺术家本人鉴定取得的首次胜诉。

图片 9史国良鉴证备案作品 

  “在艺术品等较为特殊的商品买卖过程中,是否应当‘保真’的问题,由于上述行业在长期的交易中形成了一定的‘行规’或者交易惯例,往往使得设计此类问题的交易存在一定的争议。”对于《金秋》造假事件,TA知产娱乐法团队李景健律师做出回应。

  “但是在法律上来看,我们认为,如果在艺术品交易过程中,如果卖家进行相对明确的保真承诺,那么如果交易的艺术品被认定为赝品,那么买受人可以通过欺诈等合同法上的理由要求撤销合同。但是如果出卖人并没有做出保真或者类似的承诺,那么司法审理中,将会有可能更多地考量艺术品交易中的交易惯例、行规,而维护市场交易的相对稳定性。”李景健律师进一步谈到。

  遗憾的是,这场官司并没有终止。

  被告张先生没有认可此次的判定,提出继续上诉。以“任何未经一定司法程序认定的个人与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均不具备法律依据”为由,认为史国良的身份未经过司法认定,所以鉴定结果不具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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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国良在朋友圈点名的“假画”

  “他们对我的画有多少了解呢?书画真伪是不是真的懂?根本无法鉴定。”对于这样的“反告”,史国良有些气愤。

  他曾提议以中央美术学院(微博)、中国画研究院、北京画院作为鉴定机构进行作品确认,但法院还是予以拒绝。所谓“具有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指的是公安部有关笔迹鉴定部门。

  “真心喜欢你画的或者当成投资行为也好,当发现挂着我名字的画去欺骗别人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种责任感,我开始拿起武器打官司。当时很艰难,受到很多的非议,甚至一度要封杀我。他们说史国良随便的打假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影响了大家的利益,所以要封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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