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关系一直很好吗,是历史与现实的最好观照

话剧《康梁》:“变法不能停”是历史与现实的最好观照

时间:2016年02月22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唐德亮

“变法不能停”是历史与现实的最好观照——话剧《康梁》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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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康梁》剧照

  广东新推话剧《康有为与梁启超》(又名《康梁》),自2014年7月首演以来,至今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全国12省(市)的20座城市巡演80多场,入选第十四届中国戏剧节和201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大型舞台艺术作品),在各地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康梁”热。

  广东向来不是话剧重镇,编剧李新华名不见经传,2011年他写成《康梁》剧本,在全省的剧本选拔中脱颖而出,被评定为两部“省重点剧本”之一,并于2014年获第21届曹禺剧本奖提名。一部没有名导、名角、名编的话剧,一部在表现形式上并不追求出新的戏剧,一部严肃历史题材的正剧,为什么能够得到各地观众的认可与共鸣?为什么能够在“恶搞有理,庸俗无罪”的当下话剧舞台上立住了脚跟,继而突围而出?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主创尤其是编剧在创作的过程中,始终把人物情感作为全剧的贯穿线,把清末民初的重大历史事件附丽康梁身上,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去发现康梁、解读康梁。因此我认为,《康梁》首先是出情感戏,然后才是部历史剧。

  话剧《康梁》以今天的视角,观照百年前的历史,让台下的观众重新认识康梁这两个历史人物,思考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在以往的很多涉及康梁的文艺作品里,大都只谈这对师徒如何并肩战斗,如何为推动变法殚精竭虑、披肝沥胆,而未见有人敢把康梁放在矛盾的对立面。在话剧《康梁》里,除了写康梁的变法,更是花了大量的笔墨写他们师徒之间的矛盾、冲突,直至决裂。梁启超一句惊世骇俗的“世有康梁,再无康党”,成为全剧最重要的亮点,是《康梁》的最独到之处。文艺创作重在发现,而在这部戏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作者至少有三个发现。

  第一个发现:尖锐的思想矛盾是康梁师徒不可调和的矛盾。老舍说:“写戏须先找矛盾冲突,矛盾越尖锐,才越会有戏。”戊戌年间,康梁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这种基础就是变法图强,就是家国情怀。但最后两人分道扬镳,也是思想产生了尖锐矛盾所致。康梁的组合,是一对世纪的组合,一对惊世骇俗的组合,他们互为影响,互为作用。如果没有康有为,梁启超走的不过是读书科举当官的老路。同样地,如果没有梁启超,康有为也不可能在风雨飘摇的清末弄出那么大的动静。早年的康门弟子数以千计,后期的保皇会会员数以万计,唯独作为学生的梁启超与乃师并称“康梁”。由此可见,“康梁”是康有为与梁启超苦心经营的结果,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一百多年前,“康梁”已经成了一个政治、文化符号,一个时代的风向标。

  1890年秋,年方十八的广东新科举人梁启超,听说从京师落第而归的老秀才康有为正在万木草堂讲学,于是前去“讨教”,其实是要去踢馆。却不料,康先生一席“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的话语,让梁举人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于是“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读着梁启超《三十自述》这篇文章,仿佛是在看一出好戏。而让梁举人“舍去旧学”的,正是康有为第一次上书的余威,以及酝酿下一次上书的蓄势。在康有为凛凛家国情怀的感召之下,同样具有“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少年梁启超,除了叩头拜师,还能做些什么呢?话剧《康梁》的第一场《拜师》,生动地把这一幕搬上了舞台。

  然而,让康梁都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少年,师徒竟然成了“敌人”,各自在报刊发表文章互骂。康有为骂梁启超“鸱枭食母獍食父”,直接把梁启超比作食父食母的禽兽。而梁启超则回敬:“大言不惭之书生”。一对曾经情同父子的师徒,两个曾在戊戌年并肩战斗的男儿,因何事而至于此?原来,他们的思想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分歧。其时正值张勋复辟,康有为认为只有“保皇”才可保国,于是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这场闹剧。而梁启超则认为回头路根本走不通,复辟断无可能。正是因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不同理解,师徒最终走向决裂。由此可见,让康梁师徒走到一起的,是两人的家国情怀。让师徒走向分裂的,同样也是这种家国情怀。《康梁》走进了人物的思想深处,令人信服地在风云激荡的时代中展示了康梁师徒之间尖锐的思想矛盾。

  第二个发现:性格矛盾是康梁师徒之间的又一大矛盾。康梁二人是师徒,又同为变法的倡导者与推动者,当梁启超还没有强大的时候,这种矛盾是隐性的,是可以调和的。当梁启超强大起来后,这种矛盾就变得不可调和、不可收拾。编剧李新华认为:写戏就是要写矛盾冲突,而最强烈、最不可改变的矛盾,就是人物之间的性格矛盾。

  康有为的性格坚定、执著但又刚愎,最后变成“保皇派”,实乃性格使然。他曾经说过:“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三十岁时的康有为,已经写了《上清帝第一书》,写成了《新学伪经考》,在动笔写《孔子改制考》。正是这“一书两考”,让年方三十的康有为声名鹊起。对于当时仍在研习八股、埋头训诂的万千学子来说,康有为是何等的先进!因此,康有为可以大声地说“吾学三十岁已成”。但在清末民初那段天崩地裂的历史狂飙中,康有为很快就落后于时代了。

  而梁启超则睿智、清醒,善于接受新事物,“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他的“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梁启超清醒地看到他与乃师的最大区别:“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一个固守、停留在三十岁,一个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如此师徒,最终能不走向分裂?如此师徒,放在舞台不就是一台好戏?作者抓住了康梁师徒的性格矛盾,这部戏也就成功了一大半。

  第三个发现:“变法不能停”是历史与现实的最好观照。戊戌年间,梁启超在上海《时务报》连续发表文章呼吁变法,其中《变法通议》指出:“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由此可以看出,变法是梁启超的一贯思想。在剧中,作者为梁启超以及谭嗣同设计了“变法不能停”的台词,并在剧中多次重复和加强,使之成为了全剧的灵魂,成为了梁启超终生践行的思想行动线。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深化改革、全面改革已经成为全党上下、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这何尝不也是当年康梁们的追求与梦想?一百多年前康梁对变革的孜孜以求,让今天的人们依然感怀于心。舞台上“变法不能停”的疾呼,与当下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互为呼应,与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在广东考察时提出的“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互为呼应,是历史与现实的最好观照。

  辛亥鼎革以前,康梁形象无疑是正面的、强大的。辛亥鼎革以后,康有为掉进“保皇”的历史泥淖,而梁启超追随了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康梁的这段后史一直被人诟病。然而,当观众真正进入了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内心,对他们的选择或许就有了更多的宽容与理解。康梁都在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爱这个国家,去救这个民族。在最后一场戏里,师徒有一段灵魂对话,对“一个如朝阳般的少年中国”有了共同的期许,这或许就是康梁师徒的中国梦,也是百十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中国梦。

貌合神离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二人流亡日本,二人的关系陡转直下。在流亡日本期间,康有为拿着所谓的“衣带诏”,继续宣传他的保皇思想,而梁启超的政见却从保皇转向革命。在这段时间里,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受到了革命党人革命思想的影响。梁启超还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康有为接受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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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的时候,以梁启超的学识口才最好,其他诸弟子没有能及得上他。康有为常以孔仲尼自许,因此就称梁启超是颜渊,梁启超因此得名。康有为的名声不太好,他好像除了发表言论,倡导新思想,四处结交官员,结社立党以外,其他的什么都不会了。而他的学生梁启超是新会的举人,喜欢读先秦诸子的文章,曾阅览过四库全书的总目。康有为的强学分会解散后,会里的器皿和房舍都完好无损的保留下来。梁启超认为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就把这地方收拾干净,和浙江人汪康年一起办时务报馆。后来,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任主讲的时候,宣传他老师的种种学说。叶德辉、宾凤阳、梁鼎芬等群起而攻之,影响很大,康有为的学说最终也无法盛行开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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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到许多西方的学说,观念迅速更新,他自称:“启超至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在1902年发表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梁启超直言:“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对此,康有为反驳“教强则国强”,又训斥他“数典忘祖”,两人的辩论已经是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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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随着中国经历了武昌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事件后,二人各自坚持各自的政见,关系变得恶化。

图/梁启超

由于多年受康有为的影响,梁启超在表面上还是尊敬的态度。

回答:

康有为这个人,他提倡尊孔保教论,就是把孔子的学说提高到宗教的地位。在维新变法之前,梁启超对此不支持也不反对。在日本之后,就开始明确的反对。其次,对于康有为一向坚持的托古改制,梁启超也渐渐视为陈词滥调。对于康有为自视甚高的《大同书》,梁启超也不以为然。康有为为人固执,而梁启超则不一样,善于学习,容易接受新思想。从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人的性格和治学精神来看,两人学术思想的分家是必然的。

徐松荣:《康有为梁启超关系演变的根源与由来》

4月17日,康门弟子设灵祭师时,梁启超宣读了《公祭康南海先生文》,情文并茂,感人至深,过往龃龉不提,只说:“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

分道扬镳

康有为无法接受清王朝覆灭的现实,仍然坚持尊孔复辟,反对共和,思想已经全然僵化。他与袁世凯并非同道
, 却迎合了独裁帝制的时代逆流,被当成推波助澜的舆论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康梁二人政治上决裂了,但师生情分仍在。1927年,恩师七十生辰,梁启超专程前往上海贺寿,亲撰《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不久后康有为病逝,梁启超闻讯,立即电汇几百块钱为其成殓。

从万木草堂到百日维新,这是康梁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虽然两人在某些思想和具体主张上稍有差异(梁启超更为激进),但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

1891年8月,梁启超初见康有为,被其学识所折服,
决心拜师。在万木草堂学习的三年间,梁启超既是康有为的门徒,也是康有为的助手。

1927年4月,康有为病逝,梁启超闻讯后立即电汇数百元为其师成殓。梁启超宣读了《公祭康南海先生文》。这篇悼文,情深意切,哀婉动人。

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成立,康有为则努力让溥仪复辟帝位,而梁启超则是坚决拥护民主共和。梁启超还积极参加讨伐复辟,并斥责康有为,很显然这时候二人师生关系几乎荡然无存了。

另一方面,梁启超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往来密切,也引起了康有为的强烈不满。梁启超两次被恩师勒令离开日本,第二次归日后终于屈服,思想又转至“保皇”的方向,投身于与革命派的论战中。

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以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客死在胶海海滨,享年七十岁。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的错误。虽然康梁曾由亲密走向反目,但他们的师生情谊也维系到了最后。因此被称为20世纪以来最负盛名的师徒。

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在政治主张上,康梁都属于保皇派,梁启超认同康有为的保皇思想,两人可谓亦师亦友。

1923年,康有为漫游至天津,梁启超闻讯后三次致信康有为,师生两度会晤,打破了互不往来的僵局。

老师还停在旧时代的幻梦中,学生却已经大步走向新时代。1917年夏天,张勋和康有为策划了一场复辟清朝的闹剧,这时梁启超再也不顾及老师的面子,他在《反对复辟电》中毫不留情地说“此次首造谋逆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愧之书生”。

但是康梁两人始终是政见不同。梁启超对康有为的师生情却从未泯灭,始终以师礼事之。

问题: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关系一直很好吗?

图/公车上书记书影

辛亥革命爆发后,康、梁走向公开对抗、正式决裂。

光绪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梁启超初次拜见康有为,便被康有为折服,决定跟随康有为。梁启超后来说过: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这句话是啥意思呢,说简单点就是先生说的话让我茅塞顿开,就像我睡觉时,一盆凉水浇在我头上,让我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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