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赢亚州手机app:水墨书法大师张建平,被叫停的新疆龙子湖区祠堂拍卖

  600多年祠堂成垃圾场

  “异地保护”的前车之鉴

  张建平在2013年曾出版了《徽州:捡拾历史的碎片》,这本摄影画册前两版一经推出很快就售罄,前不久刚出第三版。对于一本摄影画册来说,这样的“畅销”实属难得。书中收录了张建平过去27年在徽州创作的300余幅人文影像。西递、棠樾、宏村、祁门、呈坎、唐模、龙川、许村等古村落,以及徽州三雕、徽州书院、徽州刻书、徽墨、目连戏等传统文化中最值得珍视的部分。张建平还沿着当年徽商的足迹,去采访他们的后人,并拍摄下他们的生存状态、祖宗容像和历史遗物等。这是一部难得的徽州影像历史而非简单的摄影作品集,也因此,一位建筑学家对这本画册评价说: “它没有书写历史,却比史书更厚重。”

  8月30日,安徽省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网站上,一则转让歙县坑口乡阳坑村王氏宗祠的部分旧材料和构建的公告引发争议。尽管拍卖随即被叫停,但古徽州地区众多祠堂能否保留、修复甚至使用,背后是一个乡土社会重建的多重困境。 

  本版文 本报记者 张嘉 录音整理 任乐乐

必赢亚州手机app 1王氏后人在已成废墟的王氏祠堂前

  对于历史的不尊重而导致的对文物的破坏,简直让张老师痛彻心扉,他说如果今天大家都在拍古建、宣传美,却没人关注这些古建正遭厄运、正在消失的话,那么若干年后,子孙后代真的只能去搭个摄影棚,拿着老照片仿景拍摄了。

必赢亚州手机app 2祠堂内的祭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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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口乡坐落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南部,毗邻新安江。古时,歙县是徽州府治所在地,新安江顺流而下是杭州,此处地理位置优越。本地有两个宗族,一为王氏,一为姜氏。王氏家族到此繁衍,迁入距河岸六七公里的山中定居,成为阳坑村的村民。他们做木材和茶叶的生意,清朝时修建了如今这座濒临倒塌的宗祠。宗祠正面的五凤楼飞檐朝天,三进五开间,是一座典型的徽派砖木建筑。而姜氏家族来此地稍晚,世代为王氏家族的佃仆,种田、木工是他们的活计。清末民初,主家衰落,王氏宗祠旁的36间房子烧毁,姜氏子孙到后山自搬木料,建自家祠堂,但门楼比主家矮一截,体量也小不少。

  对于这些小朋友的办事能力,张老师赞不绝口,他介绍自己照片上三个负责管理财务的孩子,说最小的才8岁,“这些孩子买一瓶糨糊都要打收条,到所有活动结束后,把收条贴在墙上,再把收到的款项,减去用了的,余款几块几毛,留到下年用。非常公平,没有一分钱差错。而且这些孩子也在比较,看谁用钱用得最少,把活动做得却还热闹,这些孩子最有本事。”

  然而,曾经的歙县却不是这样。据张建平介绍,自祠堂的形式兴盛以来的600余年,徽州地区的祠堂漫山遍野。第一代祖先来此落脚,建的祠堂为总祠,祠堂内有安放故去族人牌位的寝堂。数代之后,这个十几米的开间便放不下所有族人的牌位。60年要换一次,把除了一世祖、为家族做过贡献、考取功名的族人之外的牌位撤出祠堂,掩埋或烧掉。但若孙辈发达,祖辈却默默无名,几个兄弟就一起为爷爷单建祠堂,是为支祠。“支祠很小,放不下就再建,几百年间,形成了上万祠堂的局面。”

  如今,荫余堂作为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广泛认作是一个将历史建筑从原址整体搬迁,在异地予以保存的成功个例。张老师说:“我们不仅要看搬过去的建筑本身,还要看它人文的痕迹,主人是谁,为什么建,怎么建,不考虑这些,单独建筑的搬迁展示是有问题的。”

  不过,3万块钱毕竟有限,房顶仍会漏雨,过两年构件又要重换。而因为内部简陋,村民也未在祠堂里活动,这个祠堂仍未达到张建平理想的状态。于是,本刊记者奔赴60公里外北岸镇白杨村的汪氏宗祠。十几年前,王氏宗祠还完好无损时,这里已经坍塌了一半,但如今,它完好如初,成为白杨村老年人日常活动的场所。

  整堂讲座,张老师都忧虑重重,可是在讲到徽州歙县汪满田渔灯会时,他开心地笑了,说看了他的照片后,很多朋友都想去那里过年,“徽州有很多传统文化活动因无后人愿意参与所以难以被继承,而汪满田村的渔灯会却被完好地传承至今,在我看来与渔灯会的举办形式有很大关系。”

  (感谢鲍峰、夏有优、陈佳对本文的帮助)

  在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理事胡新宇先生的帮助下,张建平近日来到北京,从1月6日至12日开始了他的“徽州之友北京巡讲周”,与京城各方人士探讨如何保护徽州,并临时挤出时间于1月14日来到北京青年报社,做客“青睐”第63期讲座。

  歙县文保股的鲍股长证实了张建平的说法,他告诉本刊记者:“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后,文物保护名录收录歙县祠堂269座,随着本县文物工作者每年的巡查,实际现存祠堂300余座,许多都像王氏宗祠一样。”

  西递村曾经有个村民把一栋小房子改了一面墙和一个小窗子,结果被罚了三千块钱和判了一年徒刑。张老师说,2000年至2005年的西递,是保存得最好的时期,可是这十几年,因为缺少乡村规划师,“公园化的乡村建设”对古建破坏了不少,2013年4月,西递村将完好厚实的明清旧石板替换为“新石板”。张老师又大声疾呼,呼吁保留以前的老石板,当时还被批评,说他不对,张老师说:“他们不知道我拍了几千多张照片。我拿了新旧两个对比,事实摆在面前。而且我拍到他们把石板挖下来摆在那里,他们的老石板不是拿去扔了,而是以一个更高价格卖出去了。”张老师说自己有时看以前的照片还会遗憾,当时为了取景美,没有多拍一些,“如果这张照片再外往拍点儿,细节就会更多一些”。

  祠堂拿回来后的六年间,一共大修过三次,共花了5万余元。除了县文物局支持的6000元,几乎全是老年协会自己所得。他们有自己的“谋生”之道。每年春节初一至初四的晚上,协会组织传统的舞狮队到村里挨家挨户拜年,村民送上红包。这些红包便成为维持祠堂日常维修的经费。“小范围的修修补补,每年也就花费几百块钱。”现年72岁的吴增光老人是老年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现在的管理者,他带领本刊记者参观汪氏祠堂,享堂内明亮、干净,桌椅整洁,正门的一侧有一排书柜,墙壁上挂着名人赠予的题字。“如今的祠堂,不但是棋牌室、阅览室,还为村民提供每日量血压的服务。”

  以前的张建平人微言轻,可以想象他的“文保”工作会遭遇到怎样的挫折与磨难,自己出钱出力不说,还要和各方人士磨嘴皮、斗智斗勇,有时甚至还会遭受种种误解和非议,可谓心力交瘁。

  王氏宗祠并不是孤例。9月底,本刊记者随张建平前往阳坑村,沿途经过同属坑口乡的瀹潭村。该村在新安江旁,沿江的村路旁建有亭子、花坛,是新安江山水画廊景区的一部分。每到春季,遍野的梅花、青翠的山水、黑瓦白墙的古村落吸引游客前来。然而,只要稍微深入村中,便随处可见明清民居的废墟。这里也有祠堂,新中国成立前有十几座,现仅有三座没有全倒,记者随村民寻访其中仍有遗迹的一处方姓祠堂。这座清代祠堂也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名录,较王氏宗祠损毁得轻些。墙未塌,门楼较完整。祠堂内杂草繁茂,掉落的水磨砖和构件堆在地上,有人出钱想买,村民没有同意。“如果转卖通过,这些构件肯定留不住。”张建平向记者解释道,“在坑口乡,随便一个村都是这样。全县的情况可想而知。”

  渔灯会是汪满田村传统的文化节日,灯会从正月初一一直持续到正月十六,这么重要的活动却有个很奇特的规矩:从准备灯会到灯会结束,都由村中的孩子负责,孩子们唯一不用负责的就是灯会的资金筹备,灯会的资金是“渔头”到各家各户去收来的。渔灯节最后一天的活动,是村庄每年必有的民俗活动,不论发生什么都必须照常进行。村民们相信渔灯会会给家族带来平安和运气,是村庄每年不能缺少的祈福活动。

  “他们有地位,说话有分量,又能为村中的公益做事。”在张建平眼中,从南京航运局退下来的吴老就是现代的“乡绅”。不过,他在村民中的威望是在一点一滴的行动中获得的。吴老告诉本刊记者,舞狮队表演是需要夜餐费的,一般情况下,会由村民出。起初有些村民不信任他们,认为协会的人会把红包中饱私囊。于是,不但夜餐费由老人们自掏腰包,从那时起便定下头一日收红包,第二日公布的规矩。渐渐地,不但村民会出夜餐费,红包也越来越多。民政局也开始支持他们的工作,协会若举办活动,提出申请便能得到一些资助。然而,今年正值老年协会换届,吴老问了一圈,也没人愿意接替他的位子。他向记者表明自己的担忧:“现在村中大部分人都外出打工,虽然有退休的人回到村里,但理念不同,总想把协会开成公司,从中牟利,我不敢放手。协会后继无人,待我再老些,不知道祠堂的状况还能否维持。”

  荫余堂搬到美国时连瓦片都要做低温测试

  然而,拆除工作并不顺利。因有村民认为价格不合适,把祠堂门锁上不让拆迁。掀去瓦片的六房厅,构件全部暴露在徽州的雨水中。半个多月后,600年历史的木构件已经发霉、腐烂。张建平给县文物局、县委书记打电话,建议用塑料布盖一下,却都无动于衷。又过一个月,他联系媒体爆料后,当地政府出面干预,祠堂终于拆毁。内院被掏空,村民们在其中种起南瓜秧。两年后,他故地重游,老祠堂的外墙如旧,里面却已成了垃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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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氏宗祠在1956年后产权归财政局所有,使用权在公社手上,90年代以前,做过供销社,也做过盐站。90年代后,祠堂前进出租给个人做小卖部,中进、后进荒废。2000年后,祠堂右侧的房间已经坍塌。当村中退休的干部们在2005年成立民间的老年协会组织,准备在祠堂寻找场地时,那里已长出碗口粗的树。几位退休老人自己出资,义务出工,把祠堂右侧的小屋子整饬一新,用做棋牌室,很快便人满为患。于是,他们打算把祠堂整个收回来。为此,2006年,他们同公社打了一场官司,把祠堂的使用权收回,由他们负责日常的维修和管理。

  可是有一个人,却会一直“追查下去”,他形容自己就像一条徽州乡间随处可见的土狗,在历史的碎片中翻翻捡捡,企图抓住并且留下一些什么。听到有人要对有价值的文物“动手”的消息,就立刻赶到现场,尽自己的最大可能保护着他热爱的徽州古建,于是又被称为“好管闲事的人”。

  为修缮祠堂、民居等古建筑,现在歙县每年有300万元的古建筑保护工程补助。鲍股长告诉本刊,今年上半年,文物局已经修缮近20个祠堂,占以往全年的大半,每个祠堂需要几千到几十万元不等。“像王氏宗祠一处,完全修复需要上百万元,部分修缮也需几十万。”他向记者介绍,这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工程。在雨季绵长的皖南,翻漏是每年必须的工作。一旦瓦被风吹开,或是被上房的猫扒开,雨水渗下去,数百年的木构件很快就会长青苔、腐朽。而潮湿的环境又会吸引来白蚁,有时外面看完好的梁柱,里面已被蛀空。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三年之内,一旦雪压在屋顶上,或是刮大风,瞬间就会倒塌。因此,修好的祠堂若无人使用,很快会再次坍塌,又需修复。

  原标题:著名摄影家、徽州守护者张建平做客“青睐”讲座
不要把徽州古迹变成最后的“遗像”

必赢亚州手机app 5村民在白杨村汪氏祠堂内下棋

  城乡规划要尊重历史 尊重环境

  进入21世纪,国家文物局的思路有所转变。通过多次修订《文物保护法》,对“异地保护”做了诸多限制。“从原址搬离的建筑成了孤立的标本。”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如今更注重建筑在原生环境和原生文化的保护。根据《文物保护法》,除了文物保护单位本身,周围一定范围内的环境也要得到保护。”歙县文物局向本刊记者透露,他们打算把歙县全境做旅游开发,以此实现文物的原址保护。

  张老师的儿子原本在北京有份前景不错的工作,看到父母太辛苦,2015年回到家乡,加入到他们的“徽州之友”中。这对父子互相称呼为“张老师”和“小张老师”,小张老师说:“张老师虽然是我的父亲,但他更关注徽州。张老师为文保花了不少钱,我念大三的时候,家里就没钱交学费了,只能靠我自己实习打工挣钱。”

  王大爷对早年的宗族生活仍有些印象。他告诉本刊记者,直到解放初,族长都在祠堂中管理村内大小事务;逢年过节,村民也在其中举办仪式。他十二三岁时,就曾参加过一次祠堂里的仪式。那年大年三十,全村开始装点祠堂。除了挂春联,村民敲锣打鼓把一世祖的像从族长家挂进祠堂。是夜,祠堂点长明灯。第二天一早,村中所有男丁排队到祠堂集合。“族长站中间,村里最有文化的里生站两侧,先念祖宗的名字,然后‘认大小’,读男丁的名字,排辈分。”王老爷子回忆得津津有味,“然后族长为族人分发祠堂饼,有月饼大小,我曾得过两个。”

  就这样,徽州为后人留下一份不可复制的文化历史遗产,可惜,对于摆在人们面前的这份厚重遗产,今人却没有珍惜它。与古人的精心规划相比,现代的行为就只能用“简单粗暴”来形容了。

  长期关注徽州古建筑的摄影师张建平得知此事后,立刻给歙县文物局局长打了个电话。“我跟他们说,如果开此先例,县内没有倒塌的祠堂也都会濒临被拆除、转卖的境地。现在祠堂虽破败,但尚有补救、留存的可能,若全部拆除,未来绝无再恢复的希望,徽州大量未收入保护名录的祠堂将面临灭顶之灾。”9月2日,他又将此事诉诸微博,引来众多媒体关注。张建平告诉本刊记者,他这30多年来,一直在与徽派古建筑打交道。1998年,他还曾到阳坑来过,坐着拖拉机进村,没地方住,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2000年以来,各地祠堂坍塌加速,他曾做过许多呼吁,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

  一家三口为着同一个目标逆流而上,小张老师说:“我们都知道即使现在保存下来了,以后还有可能是会消失的。但是总得有人去做。”

  面对这样的局面,一位文物部门的相关人士透露,上世纪80年代,古建筑的保护政策主要是所谓“异地保护”,把单体建筑迁到新址重建。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的潜口民宅博物馆是最出名的例子。博物馆分为明园和清园,是把各地的民居搬来,按照朝代重新组合的产物。然而,张建平却亲眼见证过“异地保护”不到位带来的悲剧。

  从对待讲座的态度上,可见张老师做事之严谨认真,他提前两周就开始准备讲座内容,虽然这些材料和故事早已是烂熟于心,但听到记者提出 “演讲内容最好限定在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左右”的“建议”后,他与儿子小张老师又修改PPT内容,还“备课”试讲了两回,最终把演讲时间限定在了100分钟。

  本刊记者采访途中,在坑口乡内发现了三处鲜活的例证。瀹潭村在新安江的上游部分,有孙氏、朱氏、张氏三个祠堂仍然完好,它们是村民自己出资修缮的。记者到孙氏宗祠一探究竟。抵达时,村民们正围在宗祠大门前的屋檐下打牌。祠堂中的功德碑上记载,2010年春节,孙氏族人代表提出倡议,捐款修缮即将垮塌的祠堂,孙氏家族每人几百上千地凑了不到3万块钱,加固墙面,替换构件,补牢屋顶。如今,祠堂内虽然简陋,但再无坍塌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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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在徽州保存较好的明代祠堂数量极少,琶塘六房厅整体构建保存完好,是难得的样本,可是“六房厅”的命运却更让人唏嘘。2004年,初见六房厅的张老师惊讶于这座祠堂的气魄,2006年再次探访琶塘,他在村口村支书家的墙上看到拍卖祠堂的告示。2008年3月14日,他接到一位村民的电话:“你说祠堂拆的话,我给你打电话,你给我50元钱,还作数不?六房厅明天要拆了,16万卖给了一家旅游公司。”第二天一早6点多,张建平就赶过去了,“每个人80块钱,村民就趴在屋顶上,上房揭瓦,拆自己家祠堂。第一块瓦不是揭下来的,是用脚蹬下来的。”3月23日,张老师决定再回六房厅看看,没想到一打听,虽然村民全部按了手印决定卖祠堂,但有两个村民认为价格不合适,就又把门锁上不让任何人拆迁。“六房厅”瓦片掀去后,全部暴露在徽州3月的雨季之中。4月3日,张老师再次赶到琶塘,这座明代建筑已经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开始给相关部门打电话,建议他们用塑料布盖一下。但终究还是未采取任何措施。六房厅这幢600多年的古建筑,在经历了一个月的日晒雨淋之后,明代木构件已经发霉、腐烂。5月9日,六房厅所有的木结构终于被拆完了,几乎是一堆烂木头,内院已被掏空。村民们用破砖瓦堆起一个个圈,在里面种起了南瓜秧。2010年5月26日上午11时,我再次返回琶塘村。老祠堂的外墙依然如初,祠堂遗址上已经被踏出了一条小径。更多的地方已经成了垃圾场,2014年我们去,当地打算发展旅游,觉得这个祠堂应该买回来,老板加到了200万。后来这个房子搬到了环山公路旁边的院子里,木头烂掉了,就索性摆在泥地里。很多构建完全烂完了,这个房子毁了。”

  “土改”后,宗族解体,祠堂收归村集体所有。但它并未荒废,改为学校,姜氏和王氏的后代都在此上学。村中的姜老爷子记得,1975年时,他的表哥操起姜氏木匠的本行,曾将五凤楼翻修过一次。“文革”结束,村里实行“包产到户”政策,学校从祠堂撤出,改做私人茶场。直至2001年,茶场的生意运营不下去,复撤出,王氏宗祠的大门自此紧闭。而姜老爷子告诉本刊记者,“2004年的时候,我和隔壁的人合伙,把茶场搬到我们的祠堂里,在祠堂正门盖了间小房”。门楼被遮,姜氏祠堂自此不见全貌。

  徽州之名始于1121年,止于1987年,由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婺源、绩溪组成。这里是孕育出新安画派、程朱理学、新安医学、徽剧、徽派建筑等的福地。

  2006年,位于徽州区西溪南镇琶塘村的胡氏祠堂“六房厅”登出拍卖告知,当时,祠堂未垮塌,内部构件也完好。张建平赶往现场,村支书告诉他,他们向上级政府反映多次,希望政府能够出钱修缮这座明代永乐时期的祠堂,但没人理睬。如果不维修,将来祠堂完全倒塌,便一文不值。两年后,六房厅16万元卖给了一家旅游公司。得知消息的第二天,张建平赶到琶塘村,为六房厅拍“遗像”。他赶到时,晨光绚烂异常,光线从瓦缝里挤进大厅,他看到保存完好的梁架,赶快按下快门,却忽然听见身后瓦片坠地的声响,胡家数十位后人已登上祠堂的瓦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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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氏宗祠关闭之初,仍有退休老书记带人修补、看护,建筑结构尚完好。待老书记去世,祠堂彻底无人看管。2010年以后,祠堂开始倒塌。“一刮大风,自己就倒了。”王老爷子回想当年的场景时说,“没过多久,中进、后进全部倒塌。梁塌下来,享堂裸露的地面上甚至冒出两棵碗口粗的树来。”两年前,上一任书记把中堂和后堂的构件卖了4000块钱。他本身也是王家后人,但村中100多户王氏村民毫无办法。王氏宗祠开始倾颓之时,姜氏祠堂的茶场也停了。几米之隔,相同的命运重演。今年,姜氏祠堂内部也已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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